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职务廉洁性不应成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因此，本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即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

根据《公约》的规定，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贿赂方式为“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实际给予”，贿赂对象为“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这些均可以被我国刑法中行赔罪的客观方面所涵盖，故无必要具体规定。此外，《公约》规定贿赂范围为“不正当好处”，而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贿赂范围是指索取或收受的“财物”，其中包括各种“回扣”和“手续费”，这显然较《公约》的规定为窄。伴随着实践中的新情况，我国刑法理论中传统的贿赂范围即“财物说”已经受到动摇，有观点认为应将贿赂的范围从“财物”扩大至“财物及财产性利益”；更有观点认为“贿赂”除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外，还应包括如招工转干、提级晋升、安排出国留学、吃喝玩乐、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此外，我国其他法律中并未将贿赂范围局限于财物，扩大贿赂内容也是我国法制协调完善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1996年11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2条也明确指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该规定还具体明确了贿赂的内容，财物是指现金和实物，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给付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手段。因此，本文认为我们应响应《公约》的要求，扩大“贿赂”的范围，将财物之外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均纳入进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6条系统规定了法人责任，即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符合其法律原则的必要措施，确定法人参与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应当承担的责任，法人责任可以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因此，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无论是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或单位，还是外国国籍的自然人或单位，只要其实施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之行为，又在我国刑事管辖的范围内，均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且为具备特定目的之目的犯，即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而实施贿赂行为。所谓不正当商业利益，则应依据外国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以及国际组织的规章、制度作出判断。这些利益可能是应损失的而未损失的，可能是不应得而获得的，也可能是应得而扩大的，例如使资质欠缺的公司获得某国市场的准入资格，使国际公共组织违背标准进行认证等等。